作为近代新媒体，报刊在社会舆论乃至文化史、思想史等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近代报刊多被视作新闻纸或以新闻纸名义而登记注册。新闻纸的历史溯源，可追溯至鸦片战争前后的林则徐与“澳门新闻纸”(1)陈胜粦：《〈澳门新闻纸〉的翻译与林则徐走向“近代”的开端》，《中山大学学报》1990年第2、3期。，也关联驻英使节郭嵩焘接触新闻纸《申报》并就名誉诉讼案及解读(2)梁骏：《被忽视的新闻先驱:郭嵩焘与近代新闻纸的进入》，《新闻与传播评论》2020年第2期。等。后苏精辑著《林则徐看见的世界：〈澳门新闻纸〉的原文与译文》。据考释，《澳门新闻纸》的底本为The Canton Register(中文译为《广州纪事报》)、《广州新闻报》(The Canton Press)及《新加坡自由报》(The Singapore Free Press)。从Register及Press可见，印刷品或纪事报多被视作新闻纸。而讨论近代新闻纸及其新闻生产乃至建构的新闻品牌等的著述鲜见，属研究薄弱环节。此涉及新闻乃至新闻纸在社会结构中扮演的角色，美国学者舒德森在《新闻社会学》一书中称，媒介学者哈特利强调，“要把新闻理解为一个‘文本系统’。这是界定新闻的一个路径——强调它的文本性，把它当作一种修辞形式或修辞形式的集合，一个话语结构，或一个再现的文化与文学类型”。舒德森称：“或者我们也可以强调，新闻是一个被制造的事物，是社会、经济和政治机构及其实践的产物。典型的社会学思维信赖经验性的可观察的事物，并能发现人类行为和目的的缘起。”由此而论，“新闻的社会学分析采取这种经验性、技术性的路径，是一种策略”(3)[美]迈尔尔·舒德森：《新闻社会学》，徐桂权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0年，第16页。。正是从新闻社会学层面考量，在近代新闻纸探索的过程中，我们强调“新闻生产”“生产过程”及其“标准化”等概念的使用，并区别传统意义上的“新闻报道”等。

一、标准化与近代新闻纸生产及其品牌建构

近年新闻传播史研究越来越热，涉及新闻纸意义上的报刊与标准化的关系。何谓标准化？这个概念要有所把握。比如雨伞，类型繁多，但就标准化而言，其结构都差不多，都有伞把、伞盖，等等。再如吃的面包，外在的形式呈现也差不多。这些都属于标准化。标准化是产业发展的重要标志。古典经济学开创者亚当·斯密曾提出社会化大生产的两方面特征：一是社会经济发展造成社会分工的专业化；二是社会生产意义上的产品的标准化。应当说，标准化在日常生活中非常重要。比如手机，虽然它有不同的品牌，但是它的标准化会导致操作系统、手机的外形基本一致，甚至手机壳、充电器可与其他手机品牌通用，因为通用可节省成本、可交换。所以，标准化是社会化大生产的重要标志。

报刊作为标准化新闻纸，与新闻产品是什么关系呢？其背后所涉价值取向与新闻品牌有何关联？这些问题涉及近代新闻传播史分析的社会视角。

近代中国新闻纸标准化历程分析，乃至相关传媒品牌建构的探索，须重文本分析，且应将文本、机构乃至受众联系起来考察。

第一，西学东渐语境下近代中国报刊的资讯内容有标准化趋势且涉及媒介的品牌建构。作为资讯新闻，其样态标准化和“五W”是有关系的。新闻报道乃至写作的衡量标准是“五W”：When(时间)、Where(地点)、Who(人物)、What(发生了什么)、Why(为什么)。五W是评判新闻标准化的重要元素。如果新闻报道中偶尔缺失一个或两个W，还是可以的。但如果只剩一个W，则大有问题。新闻报道呈现倒金字塔型，这也是结构的标准化。过去资讯往往采用发电报的方式跨空间传递，涉及电流“通断”“长短”而产生的电火花或没有电火花，由此记录点或线并代替文字乃至由此产生电报代码等，每个字符都值钱。且战争状态随时由于通电中断或无线电干扰，导致发电报或接收电报无法进行。所以在有限的时间内，往往要把最重要的资讯内容交代清楚，塔尖一开始就要呈现“新闻”最核心的要素。最重要的信息在有限时间内为防止被切断，必须先说。如果有足够的时间，将有更多的细节，这也是新闻报道的标准化。简言之，新闻报道中，资讯的样态呈现有五W，是标准化的倒金字塔型。从最重要的事实走向细节的交代，亦是标准化。新闻纸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呈现也是标准化的产物。比如这是日报、周刊、双日刊或半月刊，而那是晨报或晚报，这些都是时间上标准化的结果。媒介标准化在空间上也呈现一张纸、一个或两个版面对开的形式，这种字数与版面限制等也是空间标准化的重要样态。从空间和时间界定新闻纸，界定媒介形态，对新闻纸非常重要。近代电报往往从发报计算每个字的花费等。同样，新闻纸中的广告属空间的标准化，报纸第一版还是最后(或曰“报屁股”)以及给予的版面、字数等等，都可用金钱衡量。

新闻纸的标准化涉及媒介品牌。标准化的把握、把关往往包括采写编评等多个方面和层次。采访时，有对五W情况在呈现及编评上对字数和版面控制，也涉及新闻纸的样态。诸如此类，都有把关尺度。新闻纸代表的媒介涉及标准化的样态，多以载体标准化呈现资讯或时评内容。这些内容可能是主观的，但标准化的样态大体一致。近代新闻纸版面及专栏、篇幅规划往往整齐划一，诸如新闻、评论、副刊、广告等，都是标准化产物。在新闻纸标准化的空间里，内容是什么？这张新闻纸如果是标准化的载体，新闻里面呈现“衣、食、住、行”还是政治、经济、文化还是其他？讲媒介与社会关系时，往往涉及媒介的功能，即传媒往往能对国家乃至社会产生影响，有时能改造国家，有时又能适应社会。媒介改造社会，涉及媒介的主观动机和建构力量。比如，《时务报》《国闻报》对维新舆论的建构，《民报》对三民主义等革命纲领的传播，多属引领，关联主观意图的倡导。舆论引领往往通过资讯或时评等连载方式从而达到片段连成整体的内容呈现。与此同时，诸多新闻纸在议程设置等样态上大体一致。一些新闻纸每天差不多有新闻及评论等，亦会创办星期天周刊，诸如《妇女周刊》，一周登一次。像这样时间上的连续性和议题的聚焦等，往往形成议程设置。相关议程大体建立在时间的标准化及议题的聚焦基础上。诸如对改良舆论的聚焦、对革命舆论的聚焦，或是《新民丛报》的意图，或是《民报》的意图，双方产生论战。要看到，资讯内容就那么一些，但作为媒介品牌，关键是内容的生产呈现的价值取向乃至风格等。在标准化的过程中，时评等又具有目的和动机的主观性，虽然它呈现的产品可能是标准化的，但是在内容生产中，可以揭示它的动机、立场和价值取向。这种价值取向上的主观性和媒介版式的标准化之间的关系，共同构成了媒介的品牌。媒介的品牌不局限于新闻报道标准化的五W，不局限于采写编评对五W的纠正，也不局限于字数多少及版面放在什么位置的新闻平台。它多指时评写作中主观的立场、动机，亦涉及时局把握和分析等。内容写作主观性，以及文本生产的标准化，在时事焦点评述结合上构成了媒介风格。资讯内容有限，但写法上的主观性、勾画场景目标和动机等，往往构成媒介品牌。应该说，媒介品牌有非常强的震撼力、影响力，但具体往往以字数、符合五W或是时事评论的体裁等客观呈现。同时，媒体品牌又有建构的力量，在写作价值取向等方面具有主观性。

第二，品牌媒介有其标准，类似雷达效应、强光效应。品牌媒介面对时代标志性事件，在内容上可预料呈现什么。而时评及价值取向等往往颇具特色，并以特色求生存及发展。此往往亦是新闻检查的重要内容，而检查制度涉及把稿件从一个品牌意义上的内容拼盘拿到宣传部门来检查。宣传部门检查指令若很震撼，必须接受。缘于应对新闻检查诸如间接反对接受这样的指令，第二天报纸在这部分内容的位置上就会开天窗。这个天窗实际就是内容标准化在版面字数上的缺失，变成了一种没有发声的沉默。没有书写的空白是惨烈的空白，成为变相的抗议。这在抗战时期国民党新闻检查中多次出现。新闻应当有与时刻乃至时序重要性相对应的标准化篇幅，包括字数等，且有标准化的实践和空间的展示。此时此刻没有，也算是媒介生态的一种抗议趋势。这种“开天窗”是对抗国民党新闻检查的重要看点，在西方新闻界有时候也会出现。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新闻标准化的生产有意缺席。

新闻及时评的写作或写法往往是另外一个主观性的努力，即面对相对客观的时间及版面上连续的议题，展示议程设置，也会起到一定作用。其写法往往和记者有关。同样一件事，比如面对劫匪抢银行、特种兵抢银行，如何评判新闻的优劣？好新闻，五W标准不能变。但写法上，价值和立场取向往往决定了新闻影响力的程度。“新闻”在标准化生产中的生命力多取决于写法，即媒介的品牌要借助内容及其加工等标准化生产。大多数资讯的聚焦是一致的，而在立场和动机上要有自己的取材，这往往构成媒介品牌的基础。《大公报》《申报》在近代中国的成功，大抵如此。

媒介品牌意味着节约受众挑选的时间成本等，也尽可能降低受众面对众多媒介的不确定性等。另外，媒介品牌还意味着阅读习惯等方面的培育，即通常相关媒介事件、政治事件，如果某家品牌媒介没有表态，没有报道，那么它就有可能无法成为重要的事件。品牌一旦形成，到达的影响力峰值越高，形成的雷达效应越强，就会有强大的探照灯效应，或产生名人效应。反之亦然，作为媒介品牌更加受关注和聚焦，就具有强大的社会塑造力、改造力。这时，媒介不仅意味着适应社会，还涉及媒介担任消费向导等。以上为通则，具体到历史，则另有景观。

二、传媒品牌视野下近代报刊的求富求强

作为商品或政治资本的报刊媒介，其使命担当截然不同。作为商品的报刊媒介，往往将受众注意力当成商品二度“贩卖”给广告商，并且可以通过新的资讯提供新的生活变动或新的生活样态的可能性。报刊作为传播工具，其传播内容又往往涉及意识形态。媒介同时具有一种工具性，体现在技术上，即媒介是一种技术。比如说我们的手机有2G、3G、4G、5G，手机是非常典型的移动媒介，资讯传播涉及流动的空间。 而且手机和微信等资讯“流量”联系在一起，导致所谓“媒介化社会”。信息开始液态化进入社会生活，不是什么地方要不要进来，而是像一个低洼地带，信息流自然而然地渗透过来。由此而论，流动的媒介，“液化”的资讯，所以重要消息不可能不知道。

(一)高度媒介化社会语境下国民财富来源分析

由历史比照现实，近代农耕向工业文明转向的经济升级中，第一要提问，财富的来源是什么？亚当·斯密等给出的解释较为完美，但并未关注媒介与财富生产的关联。而当下媒介化社会为讨论媒介与财富的关系提供了新情境。比照当下，将手机视作人工智能，无非就是一种科技。如果将电视看作媒介，它无外乎就是相对视觉意义上的报纸杂志、声觉意义上的广播，其图像声音合并的也就是视觉与声觉合并的衍生。媒介分析可能是比较古老的邸报及后来的民报、官报，也可能是具有近代意义的报刊、电报；可能是广播、收音机，也可能是电视、电影。若从社会成本的构成部分等层面去考察报刊，新闻传播史学可能有新的路径。中国近代报刊往往由新闻、时评或社论、广告、副刊简约化处理的拼盘，之后是标准化版面折叠或书册形式。从消费者使用的便利性考察，大体可预见报刊将来的命运。就文本标准化而言，若说电影评价的尺度是现实在图像中诗意的处理，那么衡量报刊的标准无疑是现实在文字图像中选择性的浓缩处理。尤其要看到在媒介的功能乃至属性中，电影是极为特殊的媒介，它区分于报纸，也区分于电视。电影的产品恰恰可能介于报纸与广播电视之间，因为它是一种copy(拷贝)的方式，放电影依托一个拷贝，涉及摹本有限或无限制的复制。第一个拍摄并拼盘、剪辑的底本就跟报纸第一样板拼盘一样，成本较高，第二个胶卷就是拷贝。从理论上说，电影之所以能够无限制地复制下去，就是因为它可以拷贝。相比之下，近代《申报》等报纸杂志营利多靠广告。广播电视有广告，一般意义上的电影为什么没有广告？解答此问题时，需要能把电影特性界定清楚：它是介于报纸与音频之间的一种非常值得分析的媒介。它可以具有无限的复制性，具有媒介的特征。这些分析触及传媒盈利等，关联媒介化社会的国民财富分析。

当下媒介化社会若向前追溯，涉及近代意义上的新媒体——报刊及其功能乃至属性分析。在商战语境中，近代报刊发轫即具有商品特征。一方面，除了商品性以外，报刊常体现工具性。无产阶级政党主张，报纸一定要掌握在人民的手中，因为它具有组织性、战斗性等，可以捍卫人民利益并为人民服务。另一方面，报纸可以登广告，可盈利。就经营而言，报纸本身可能亏本，但是广告赚的钱足够多即可支撑。所以，报纸作为一种商品，其背后往往有广告商的赞助。政论性报纸往往涉及意识形态。近代报纸作为一种新的媒介，可以评判社会，比如说这个是报刊社会，那个是广播社会，或者叫媒介化的社会。也就是说，报纸进入近代中国以后，它与社会结构及其变动关联，直接或间接导致生产方式的变化和生活方式的变化。报纸盈利作为国民财富生产构成，需要新闻生产作为基础，诸如为国民提供资讯，并有时评等。总之，报刊舆论关联社会结构及其变动，资讯及时评往往涉及生活样态变动的可能性。

中国近代的报刊，包括传统邸报发展而来的官报，还有民间性质的《大公报》等。在西学东渐影响下，西方的传教士到中国来办报，后亦成气候，这样的路径发展形成了一种近代中国的报刊话语系统。像戈公振解释框架体现的进化论思想，即在历史阶段把控上，办报风潮存在一个阶梯比另一个阶梯更高的趋势。这种解释框架提出一些概念，然后进行历史分期，再论述报刊在历史分期中与政治、经济及文化的关系。总体来看，寻求富强是近代中国重要的使命，如1927—1937年所谓中国“黄金十年”发展期，有短暂性经济繁荣，但仍处在救亡图存的压力之下。所以，这些报刊志趣及其风格大体上和救亡或启蒙的历史语境相联系。

近代中国涉及近代化的追求。1938年春夏之交，蒋廷黻所撰《中国近代史》对此已有涉及。从政治经济学层面来看近代化的核心，涉及寻求富强的秘密或道路。什么是富强？求富求强的路径是什么？诸如此类问题，涉及近代化的史学语境。从以工业化为核心命题的政治经济学探讨来看，国家富强显然有具体的目标。但从文化及其民族审美视角来看，富强更是意味着民众生活水准提升等幸福指数在内的审美追求。文化审美层次上的富强涉及社会分层。这关系社会精英代表的精英文化与民众代表的大众文化分野乃至论战。清季精英的中西文化观涉及中体西用等探讨，而大众文化则更多关注西方社会对中国日常生活的影响。文化乃至社会出路的论争多有流变。总体而言，近代寻求富强道路涉及现代化模式的选择。

(二)寻求富强语境下近代报刊发展路径探索

近代传媒与世界政治格局、经济格局密切关联。此涉及全球或区域传媒资源及传媒秩序问题，更涉及学术视野，所以值得探究。研究视野在传媒格局及其变动的相关分析中十分关键。一方面，全球传媒视域给我们有益的启示。无论是中华传播体系，还是包括渤海湾多国关联的区域传播体系，还是东亚传播体系，还是所谓亚太关系调整或再平衡中的传播体系，皆涉及这方面内容。区域与区域、区域与国家、国家与国家的传播系统的关联也十分复杂，近代列强以殖民主义方式向发展中国家渗透，发展中国家的类似关税意义上文化思想方面的抵制等等，都值得探讨。另一方面，传媒在区域文化中究竟是加强地方特色，还是在区域文化中打破封闭走向开通？这些命题涉及传媒在同一空间中的“此时此刻”与“彼时彼刻”的问题。应该看到，在近代全球化语境中，报刊走出孤立闭塞区域空间往往涉及商品与资本的开拓。相形之下，报刊为核心的传媒往往成为西方列强开拓疆土及攫取殖民利润的重要工具。

与上述对应的是，在学习西方及“达新知”语境下，近代中国的报刊作为新传媒如何呈现商贸资讯并展示西方列强全球范围内的商战？如《香港船头货价纸》作为中国第一份商业中文报纸，“船头货架纸”主要告知：货运船只什么时候开船，什么时候来，作为商人有无大米要运到船只，等等。这些资讯极重要，部分信息涉及商船给相关散客包装箱或吨位等。“货价纸”主要的目的和聚焦就是价位信息，这些信息涉及商品市场及其交易网络，或者是这个市场和另一个有一定距离空间的市场某些商品有价格差。货价纸提供商业资讯，诸如香港船只的货价纸，往往提供香港、伦敦、上海等地大米、皮鞋等价格信息。英法殖民者视域下所谓商品甚至还包含唐人(并蔑称“猪仔”)，也就是一些价格低廉的劳动力，可以将其客运到美洲等地。从非洲、亚洲把人运到美洲修铁路，劳动力是一种商品。《香港船头货价纸》有专门经济方面的新闻栏目报道。(4)王天根：《近代经济新闻价值取向及其政治语境解读——以第一份商业性中文相纸〈香港船头货价纸〉为中心》，《史学月刊》2011年第8期。栏目报道涉及鸦片贸易。掠夺性鸦片贸易涉及工业文明在殖民地乃至半殖民地意义上的垄断利润的取舍。英国对华鸦片输出，涉及殖民意义上的商战。两次鸦片战争进程及其结局显示出在富强的道路上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的差距，但又带有殖民性或掠夺性。总体而言，《香港船头货价纸》有关经济新闻背后涉及鸦片贸易。鸦片战争涉及工业文明。由此可见，《香港船头货价纸》有关商品的叙事背后，反映的是全球化贸易的政治修辞。商品和资本如何在经济竞争乃至市场空间中有所取舍？两次鸦片战争背后涉及英国殖民事业在远东乃至全球扩张。研究《香港船头货价纸》经济新闻，可以看出商品乃至资本代表的工业文明的资讯在地理空间上的展开。与此同时，工业文明所推销的洋布洋油，往往代表新的生活方式变动的可能性。这种在华变动可能性在《香港船头货价纸》上有所呈现。面对工业文明代表性的国家迅速崛起但以侵略战争的方式打量东亚文明、儒家文明，《香港船头货价纸》这类报纸究竟是采取乐观主义的态度，还是呈现悲观主义的情景？报纸杂志背后有很明显的议程和价值立场及政治取向。

为什么要从《香港船头货价纸》揭示的政治—经济关联这一层面分析？报纸具有工具性。它可以传播商业资讯，同时也可传播文人情趣，尤其是和政党结合起来助力意识形态。由此反观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在一定的历史场景中，涉及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如何处理？具体而言，国家多以政府为代表，它和社会的关系涉及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就近代无政府主义乃至乌托邦思想而言，有没有想过这个社会是由政府施政或治理这样一些场景组成？如果哪一天没有政府运转，又会如何？所以存在这样预见，涉及政治解读及学理阐释框架，特别是近代中国面临改良或革命，学理解读框架涉及马克思主义、新村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理论。时过境迁，一些学理黯然失色，但仍有学术史意义。应该说，无政府主义是近代重要的思潮。对于强大的政府、强大的军队而言，它是一种悲观主义色彩的表现，即对政府的彻底失望的一种价值取向。否则，怎么会有无政府主义？同样，报刊与政治思潮乃至政党关系极其复杂。总体看来，近代中国缘于政论性报刊具有强烈的建构意识形态的趋向，这涉及政统正当性的建立、合法性的建构，所以，近代政党大都有自己的党报、党刊。这些党报、党刊和政府被某个或某些政党主导或反向意义上控制有密切的关联。所以，政党这时候不再视报刊为商品和资本，而是纯粹地作为一种工具，筹办往往不计成本。相比之下，过去是散发传单传播政治主张，直接或间接论证政治意识形态的合法性。报纸可以专门以广告方式卖商品，当然也可专门传播政治主张并设置立场，为政党预谋政治权力以及其存在的正当性、合法性作舆论动员。近代无政府主义者的一些主张，从中国传统的一些经典著作中就能找到它的脉络。比如说，老子和庄子有关篇章便涉及无政府主义。在政治道路选择的过程中，一些文化精英受这些思想乃至思潮影响，加上他们对依存于中国传统农耕文明的封建专制失望，对工业革命意义上西方列强标榜“科学、民主”但又打着自由贸易名义四处侵略扩张抱有恨意，在国内又受反动政府压迫等，所以创办了一些无政府主义刊物。 具体来讲，留法的学生及其部分舆论精英创办了《新世纪》，而留日的学生创办了《天义》等杂志。这些期刊杂志涉及无政府主义的一些立场。部分办刊者诸如有革命派姿态的刘师培、章太炎等，为什么也选择了无政府主义的价值取向？(5)王天根：《晚清域外报刊与无政府主义学理的媒介建构》，《安徽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实际上，刘师培、章太炎等国粹派所代表革命派部分精英要彻底颠覆满清政府，一度对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很是失望，想回归消解政府的状态，所以辛亥革命有一阶段曾有“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等类似说法。这些主张可以追溯到无政府主义刊物及其国粹派刊物《国粹学报》及其思潮对政治变革的影响。

三、救亡或启蒙：近代报刊的舆论场域抉择

追溯历史，可见近代中国的报刊不仅涉及思想启蒙，还涉及新生活的启蒙。因为“通中外”“达新知”是近代新媒体重要的功能，面对西学东渐的语境，往往会提供一些崭新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可以指向市民，比如说《申报》面对的市井生活。史量才主持的《申报》后期被誉为“史家办报 ”，涉及政治生活。作为服务市井性质的报刊，一旦和政治相结合，就有自己的姿态和立场，诸如《申报》立场转变等，这是要关注的。论及政党与报刊关系，尤其要关注资产阶级相关政治组织乃至政党所办报刊，比如研究《民报》历史。《民报》是宣传三民主义强有力的代表。提倡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的三民主义是国民党国民革命的政治目标和纲领，后也成为国民政府治国理政的指南。当然，面对政治变革的新陈代谢，三民主义也在不断的解释过程中，特别是在清政府被推翻及建立中华民国时期。如“驱除鞑虏”在面临清朝已不存在的新政治场景下，由推翻满清专制趋向强化中华民族认同。在这一进程中，报刊舆论等发挥了建构性作用，对照安德森思考“两种最初兴起于18世纪欧洲的想象形式——小说与报纸——的基本结构，就能够明白何以这个转型对于民族的想象共同体的诞生会是如此重要了。因为这两种形式为‘重现’民族这种想象的共同体，提供了技术上的手段”(6)[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3页。，当有启发。由此而论，新三民主义是旧三民主义在历史条件发生变化过程中的重新解释。由此追溯历史，《民报》时期所倡导的重要政治主张实是孙中山乃至同盟会的政治主张，价值取向涉及以颠覆性的框架解构皇权专制正当性。鉴于此，清政府势必要动员并照会日本当局查禁《民报》。《民报》舆论动员还涉及与孙中山倡导三民主义思想合拍的朱执信、胡汉民、汪精卫等战时的诸多政治修辞，因为这些笔杆子与梁启超、严复等维新思想论战，涉及获取政治革命合法性资源。为什么日本同意清政府要求并查禁《民报》？这就涉及世界意义上的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外交策略，特别是日本，可以查办《民报》，也可以不查办《民报》。在这种情况下，查禁《民报》反映了对华外交策略的一种变动。但对于孙中山及其政治活动，日本方面又予以资助。可见，其时日本对华呈现又打又拉多种策略上建立的一些外交关系。具体而言，《民报》尤能反映一些历史场景。(7)王天根：《〈民报〉阵营分野与辛亥革命前后政治舆论的媒介镜像》，《学术月刊》2012年第3期。

救亡或启蒙涉及所谓新闻史场域中的“问题与主义”论争，涉及胡适自由主义的立场，同时亦涉及李大钊代表的社会主义的立场。这些立场分歧一开始表现为思想交锋，实际上是以“问题与主义”而产生的。也就是说，北京大学以胡适等为代表的部分教授持自由主义立场，以西方自由主义视角审视中国社会结构及其改革，主张改良，以试验主义的姿态进行变革，认为中国的问题在于一个个的解决，无关政治革命；持马克思主义立场的李大钊等认为中国宜学习苏俄，并且和国情结合，彻底变革须从民众动员开始，重建社会结构。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能够解决中国社会阶级结构变动的学理阐释及与工业革命涉及工农阶层等学理参照。这一场论战在北大及《晨报》上都有所呈现，在《每周评论》《星期评论》等也有所展示，而且在以媒介为核心的南北舆论的呼应中形成了各自的政治动员的核心地带，就像磁场一样，形成了舆论场域，而且这些舆论场域往往通过私人书信勾连，主要议题辩论又在报刊杂志上形成了自己的价值取向。

讨论近代媒介延续的政治立场须置于媒介场域乃至舆论场域，背后涉及自由主义的主张、社会主义的主张，涉及国民党或共产党的价值取向及舆论动员。与此对应，20世纪二三十年代京派文化中心与海派文化中心亦相联络并有人际上的勾连。所以，有必要在多重的地理空间乃至思想领域爬梳政治脉络，从而分析舆论精英表达的交融互释。近代“报”与“刊”颇有分殊。《大公报》和《独立评论》，当时即有所谓职业主义担当，办刊经费相对独立。如《独立评论》，其办刊经费从筹办者胡适、蒋廷黻等在高校任教工资中抽取。而新记《大公报》由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等“三驾马车”经营，吴鼎昌独立出资5万块钱，胡张出劳力，他们秉承原创办人英敛之倡导的“忘己之为大，无私之谓公”，即“大”“公”办报理念，主张“不党”“不私”“不卖”“不盲”。具体来讲，这样一份报刊，至少表面上它要消除创办资金的政治背景。就近代中国资本主义所走过的历史道路而言，《独立评论》《大公报》反映了“学人办刊”及“报人报国”的理念，且一度努力去除党派意图，体现学人论政。全面抗战前夕，《独立评论》学人论政的焦点涉及国家制度是采取民主还是开明专制意义上的独裁。民主派有胡适为代表，支持开明专制论的有蒋廷黻。实际上，胡、蒋都从美国接受了自由主义，而在《独立评论》上有不同政治价值取向，背后涉及现实的政治派系或军政利益集团。所谓民主派，是以汪精卫为首作为支撑；所谓独裁派，则是以蒋介石为代表。问题是，汪精卫和蒋介石有时势不两立，针锋相对，甚至涉及中原大战，兵戎相见，而后汪蒋又通电合作。一旦合作，胡、蒋等如何处理《独立评论》所谓民主或独裁论争？本来是各为其主，面对汪、蒋合作如何处理？即使现实政治上汪、蒋双方合作，但还涉及理想主义及其学理支撑。诸如此类，《独立评论》都有精彩展示。

总的来说，著名品牌的媒介声誉到了一定的层次，是聚焦和引领社会，还是聚焦导向国家，抉择式偏向非常重要。因为它类似黑夜的探照灯，照到哪里就是光明，没照到的地方一片漆黑。所以，在这样一个放大效应下，媒介自身的运转涉及品牌和标准化等。更多的广告商看中了媒介品牌，会支付更多的钱。媒介获益多少，主要取决于品牌的高下，不完全是由于资讯内容，而是由于资讯内容的价值取向及其背后的动机和追求，等等。 由此而论，谈论近代历史语境中的《大公报》，其内容如何当与时俱进，而时论风格等背后形成的品牌，特别是其“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方针的价值追求，尤其值得深思。所以，在研究新闻纸时，如果能够从这些层面去思考、感知，当有更新锐的眼光，而不是把报纸和杂志简单看作内容的展示。在救亡图存情境中，标榜“不党”的《大公报》怎么面对政治事件，议题和细节如何呈现？尤其是在重大的政治事件中，《大公报》怎么发声？这种发声在抗日战争中取得了辉煌的业绩。《大公报》区别于政党意义上的政治家办报，实际上是日本问题专家的专家办报、经济学家办报。在抗战语境中，为什么其他的报纸没有《大公报》特色鲜明，即使知名度很高也不能与《大公报》相比？这主要是因为《大公报》编辑部有很多有关日本问题的专家把关细节性的呈现乃至救国舆论的导向，所以能准确预测抗战形势，而其他报刊则做不到或难以相比。抗战期间，共产党和国民党都会参考《大公报》。所以，当时无论是毛泽东还是蒋介石，放在重要阅读位置的，往往是《大公报》，而不局限于政党的报纸。这和专家办报有密切关联。

在救亡与启蒙语境下，近代中国媒介品牌涉及学人论政，议题涉及国家、社会及其关系重构。近代沿海发达的城市呈现新的社会结构、功能及其历史变迁。如上海《申报》新闻报道乃至时评涉及市井社会新动向。而国家变动涉及国体、政体，涉及省、市、县之类的行政区划等，与nation、state对应的是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崛起。正如美国学者安德森在论述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时所说：“不应该目光短浅地认为民族的想象共同体就真是从宗教共同体和王朝之中孕育，然后再取而代之而已。在神圣的共同体、语言和血统衰退的同时，人们理解世界的方式，正在发生根本的变化。这个变化，才是让‘思考’民族这个行为变得可能的最重要因素。”(8)[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1页。同民族乃至民族主义一样，近代国家乃至国家主义，亦是抽象化且具有高度的建构性与实体性的名词，涉及代表性；寻求“富强”意义上的近代中国，涉及协调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重构中，媒介是改造国家，还是适应社会？是改造社会，还是适应国家？与国家密切相关的政党多是以取得政权为目标，传媒发挥了组织性和战斗性。

四、“通中外”与近代报刊“达新知”的求索

就学习西方意义上的“达新知”而言，媒介作为载体涉及其对各种“新”知的分类。这种分类涉及新知和旧识在舆论平台上的新陈代谢。面对经、史、子、集转向近代学科意义上的文史哲，媒介本身作为容器承载着流动的概念、文本和知识框架。面对西学东渐语境下的知识框架和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动，启蒙思想家严复总结“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为核心的丛林法则，即所谓生存斗争学说。他还赞赏斯宾塞将生物进化论移植于社会进化，将“自由为体，民主为用”视作西方政体背后的道统。这种社会重构到国家重建，涉及媒介的“通中外，达新知”的整合。近代中国由此进入新的知识分类，并且和政体意义上的新陈代谢结合起来。对近代国人而言，所谓“达新知”涉及丛林法则指向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及其理论，这一切包含“西方学术中国化”及其学理论证。诸如严复所谓进化论与三民主义的辩手胡汉民、吴稚晖之间论辩，论辩场域在报刊上进行。探析这些，涉及穿梭性回顾历史，甚至回溯媒介场域。

救亡图存语境下中国近代报刊所谓“通中外”，涉及西学东渐意义上的沟通，涉及国内与国外信息的交流与沟通。凡此，“通中外”涉及“达新知”乃至“开民智”，由此而来的政治改良或革命往往涉及报刊与舆论支撑的关系，舆论与地理空间的关系，等等。中国地理空间南北往往显著不同，媒介学意义上的舆论空间亦往往呈现地理特色。维新运动时期，以京津报刊为中心的北方舆论尤以《国闻报》的“通中外”为旨趣，以上海报刊为中心的南方舆论尤以《时务报》的“识时务”为倡导，南北联合，建立新的政治舆论的合法性。近代报刊在整合地域观念上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诸如近代《天演论》涉及合群的思想，以此为学理参照，涉及报人利用报刊等对地域空间想象与整合。诸如有清一代，“安徽”得名涉及军事重镇安庆与文化重镇徽州。安徽在地理空间上皖南与皖北人的生活习俗有着巨大的差异。各自的报刊一度相互攻讦，后形成皖南与皖北两个行政中心。而从整体意义上说，《安徽俗话报》乃至《安徽白话报》对消除南北差异并进行地域空间人文精神上的整合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由此而论，传媒意义上合群与地域空间的整合、合群与地域形象整合等，关系密切。与新闻纸、报人乃至记者的合群思想有所关联的，诸如新闻纸、报人或记者的政治派系意识乃至政党意识与新闻传播关系，记者的民族观念与新闻传播关系，等等。特别是在新文化运动及其舆论动员中，名记者群体在建构国民精神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如报刊、舆论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展开，关系密切。此涉及多个层面，包含书写线索，也涉及写作方式。在书写方式上，既注重《新青年》等报刊时空的纵向历史追溯，同时注意场域意义上新文化运动的展开，并从舆论勾连报刊及其文化场域的角度加以横向勾连意义分析。

近代名记者乃至新闻纸的进化观乃至合群思想，涉及科学及人文精神在救亡图存的历史语境中的政治演绎。近代中国新文化语境下，名记者乃至新闻纸的经济利益、政治抉择、文化取向值得历史溯源。近代中华民族自我身份认同与国人向传统乃至西方学习密切相关。特别自甲午战后《天演论》开启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让国人充分意识到合群思想的重要性。这也反映了近代国家在弱肉强食的游戏规则下只有“寻求富强”这一条路可走，剩下的就是为了达到这一条路的政体。所有的思想、制度及其理念当放在这一尺度下衡量。救亡图存语境下近代社群思想在国民抗争中起了重要的作用，而名记者乃至新闻纸的合群思想既作新闻框架也是国家富强的标准。

西学东渐下传媒面对救亡图存，如何提供新知识、新框架？政体变革意义上新陈代谢如何对待旧知识、旧框架的式微或离场？诸如此类，亦为学理质疑乃至反诘的过程。近代政治转向，涉及封建道统被资本主义发展理念取代，涉及结构的变动。国家的重建，涉及民主、独裁及“开明专制”。20世纪30年代胡适与蒋廷黻等在《独立评论》上发起重要议题涉及印刷资本主义制造共识或分歧，大体属政治功利主义。

总的来讲，近代媒介报刊相关议题乃至议程设置，涉及救亡图存历史语境及自身的定位：改造世界，顺应世界，或介于二者之间。报纸杂志定位思想启蒙，有可能改变读者世界观，或导致思维方式的变化。近代报刊有工具性，所以人们往往“烧钱”而不计成本。这又涉及学人论政和政治家办报。学人论政、政治家办报，反映政治生活的变动，也就意味着设计未来的政治样态的可能性。这些都是近年学人研究题目并关联历史省思，希望后续研究有所推进。

文章来源：新知客 网址: http://xinzk.400nongye.com/lunwen/itemid-5907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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